直到开学一周后,她才又出现在课间的阳台上。
白衬衫,火红的背带裤,高高翘起的马尾,闪亮轻盈,一切如故。
只是柔弱的眉宇间会不经意地浮现出一丝阴霾,在一缕清风拂过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远远地看着,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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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陆永平已是九月中旬。
由于初次探监不懂规矩,奶奶给拾掇了整整两大编织袋的杂七杂八——其中包括两个南瓜,都原封不动地拉了回来。
这次爷爷说什么也要喊上陆永平,“甭管有没有熟人,拉上他总不会错”。
我当然不愿意去。
母亲本来也不去,但终归架不住俩老人的死缠烂打。
奶奶依旧不吸取教训,只要能想到的,她都要给捎过去。
连一贯笑眯眯的陆永平都皱起了眉头。
临行,陆永平按下喇叭,问道:“小林你真不去?”
说着他眨了眨眼。
瞬间一阵惶恐的巨浪从我体内呼啸而过,几乎条件反射地,我望向母亲。
她正和奶奶说着什么,碎花小翻领托着一截白皙修长的脖颈,秀盘在脑后,迹线下散着一簇微卷碎——在一抹饱满日光的铺陈下,是那么娇柔可爱。
二话不说,我立马蹿上了车。
这次会见双方都克制了许多。
最起码,奶奶已能吐出完整字句了。
她老人家心情很好,甚至要让父母单独讲几句。
这简直有点像国产电视剧里的情节,搞得我一愣一愣的。
然而不等回过神,可怜的我就被奶奶一把拽了出去。
陆永平呆在走廊里,斜倚着长凳,正和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海侃着。
远远就能看见他上下滚动的喉结、暴凸的青筋以及频频射向阳光下粉尘的点点唾沫。
见我们过来,陆永平立马招呼爷爷奶奶坐下,介绍说这是什么什么科长,这次可多亏了他。
俩老人赶忙又起身,一阵感激涕零。
胖子大手一挥,说都自己人,根本不是事儿。
我僵硬地坐着,也不知该不该站起来,只觉得凳子硌得屁股疼。
那是八九十年代遍布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长凳,褐色的油漆早已脱落,露出千疮百孔的条纹状裸木,扑鼻一股腐朽的气息。
或许还有消毒水的味道,我也说不好。
总之一阵百无聊赖的抠抠挖挖后,一条肥白大青虫钻了出来。
脑袋黏糊糊地卡在我的指甲缝里,身子还在兀自扭动。
至今我记得它那独一无二的褐色体液——像极了人血——我把它拿给奶奶看,却被一巴掌扫到了地上。
回家路上,爷爷突然一拍大腿。大家忙问怎么了,他老人家含混不清,口水都耷拉下来:“看这记性,咱都见过和平了,永平可还没见呢!”
陆永平呵呵笑着:“有规章,近亲才能会见。”
奶奶说:“咋,自己亲兄弟还不算近亲?再说有x科长在,这点小事儿还办不成?”
陆永平又是哈哈两声:“也是,下次看看吧。”
车里的燥热气流让我有些心神不宁。
下意识地,我通过后视镜扫了母亲一眼,不想她也看了过来。
我赶忙低下头,揉了揉鼻子,却嗅到一股混着草料的腥臊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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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年抗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件事:第一,长者提到胸口的裤腰带;第二,那头幸运的、被广大官兵精心呵护的猪;以及第三,前前后后搞了三次的赈灾募捐。
其他年级不知道,初三学生每人至少1o块,三次就是3o。
为此不少家长到学校抗议:为啥是我们给别人捐款,而不是相反?
也有同村村民来找母亲,起初母亲只是微笑应付,找教务处协商,后来迫不得已就把问题反映到了教委。
在各方压力下,第三次募捐宣告流产。
记得就是募捐流产后不久,一场姗姗来迟的冰雹裹挟着夏天不甘示弱的暴戾突袭了这个东部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