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就是变本加厉。
那个夏天我疯狂地长痘,疯狂地手淫。
我在物理练习册背面绘上淫乱不堪的云雨七十二式。
我试着偷偷拨打成人声讯台。
我也搞不清自己用掉了多少卫生纸。
愚蠢的是,那些纸我没能及时丢掉,而是全部存在一个安踏包装袋内。
当然,此举并无特殊含义,归根结底是一个懒字。
有次打外面回来,母亲劈头就问:“擤鼻涕用那么多卫生纸啊?”
我“啊”了一声,她便不再多说。
直到吃完饭,我打楼上转一圈,看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卧室时,才猛然意识到母亲在问什么。
这令我恼羞成怒。
等冲进堂屋,看着端坐在沙上的一家子,我又现自己无话可说。
于是母亲就建议我多运动。
我说我篮球打得还少吗。
她又让我练字。
我不置可否。
她说那就多看本书啊。
这时我猪肝色的脸已恢复如常,我问武侠可否。
她说:“也行,虽然不符合理想要求,但也凑合。”
事实上哪怕读古龙,当看到“充满弹性的大腿”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硬起来。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我会幻想和迎面而来的各种女人性交。
高矮胖瘦,我来者不拒,把她们肏得哭爹喊娘。
而一旦回到家里,便只剩下母亲。
伴着她的曼妙身姿,那个夜晚会时不时地溜出脑海,令我惊慌失措。
毫不夸张地说,一些红彤彤的傍晚,当我站在门廊下,母亲打一旁擦肩而过时,某种气流就会无可救药地从我体内升腾而起。
但当她扭过脸来和我说话,我又立马会羞愧万分。
于我而言,这已成为九九年夏天继骄阳、暴雨和汗水之外的第四个常态。
事实上,不光我,所有的呆逼都或豪放或羞涩地表示自己需要搞一搞了。
我们又没像小公狗那样被阉掉,为什么不能尽兴地搞一搞呢?
站在村西桥头,看着阳光下越黝黑的鸡巴,我突然意识到:这或许是适合裸泳的最后一个夏天了。
然而就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那会儿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整个假期母亲都在某培训机构代课,辅导些高考作文什么的。
他们的传单和讲义我都瞄过,和全天下的同类一样,无时不刻在吹嘘自己多牛逼、多独特以及多有先见之明。
所谓先见之明,即在以往的高考历史中曾风骚地押中过多少多少题。
我问母亲这都是真的吗。
她先是呸一声,后又敲敲我的头:“人嘴两张皮,看你咋说了呗。”
显而易见,母亲只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绝不是什么高考押题专家。
但条件非常之优厚。
每天只需两课时,薪水嘛,相当于以往五分之一的月工资。
那一阵父亲也不含糊,正撅屁股在工地上搬砖。
一段艰苦卓绝的适应期后,他老已游刃有余。
也许正是生活过于紧绷,父母不时会拌两句嘴,在还债问题上甚至一度吵得不可开交。
我清楚地记得,有次父亲为表达自己的愤怒,一屁股下去把一条塑料板凳坐得粉碎。
当时一家人正在楼顶吃饭,起初闷热,没什么风——真要有,也是鱼缸冒泡。
后来就起了风,伴着香椿和梧桐的摇曳,塑料碎片欢快地四处翻滚。
而父亲坐在地上,死命嚼着黄瓜,任奶奶说破嘴也不起来。
母亲比他还要沉默,她有种嚼黄瓜都不出声的技巧。
那个永生难忘的早晨便是这个奇异傍晚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