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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3页）

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

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

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

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

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

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

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

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

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

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那咋行？”

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

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

大概过了儿童节，他老才出去找活。

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

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

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

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

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

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

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

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2ooo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

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

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

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

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

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

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

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

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

父母间爆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

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

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

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

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5万块钱。